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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由光明日报、鲁迅博物馆及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鲁迅讲坛第一期在北京鲁迅书店开讲。曾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孙郁教授围绕“周氏兄弟与大乘佛教”这一主题，与听众分享了近几年的研究心得。 在谈到接触这一主题的缘由时，孙郁称这要追溯到四年前自己住院时的经历。起初，为了消磨时光，他将一位研究佛教的朋友送来的书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汉译佛经文本跟后来通行的古代士大夫的文本不一样，它把梵文里面的奇思异想，特别是超越世象的一种冥想，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呈现出来。”孙郁解释说。 然而读到后来，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愈发充当起了吸引人不断探索的食粮。在读的过程中，孙郁想起了鲁迅先生当年读佛经的片断，也找来相关的材料读，慢慢发现了他和他的弟弟，其实跟佛教有很深的渊源。 “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它的好的经验和不好的经验，给予周氏兄弟两个人不同的启发，所以他们尽量地绕过精神的暗区，来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而这条路其实他们也是想要度人度己，但是两个人走了不同的道路，给我们的启发是很大的。”孙郁说。 《鲁迅遗风录》书影 鲁迅：“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 从鲁迅本人的文章中，或是其周围朋友们的回忆录中，可以窥见一丝鲁迅与佛教的关系。孙郁通过搜集资料发现，鲁迅读佛经已有一段时间，尤以1914年以后比较集中，阅读了很多汉译的佛经。在后来他的写作里，特别是在杂文写作里，那些译本被鲁迅转化为自己独特的东西。后来鲁迅收藏的佛经作品有《旧杂譬喻经》《佛说百喻经》《阿育王经》《法华经》等，他又给自己的母亲刻过《百喻经》，从中都能看出来他对佛教的一种喜爱。 日本的内山完造对鲁迅的评价很高，他说“鲁迅先生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被誉为“现代玄奘”的徐梵澄解释说佛神是日本的视角，是旁观者的感受，说明鲁迅思想的内蕴之深。 在佛教的流派中，有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分，前者指经阿富汗等西域诸国传到中国、越南、朝鲜和日本的北传佛教，后者说的是流传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国的南传佛教。佛教的大乘和小乘之分主要起源于释迦牟尼逝世之后的佛教分裂，简单来说，大乘佛教主张普渡世人，小乘佛教则主张修炼己身。 鲁迅手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 通过整理文献，孙郁发现鲁迅的很多文章里在讲中国文化时，讲宗教时，讲佛教时，主要讲的是大乘佛教。可是鲁迅自己欣赏的是小乘佛教，他认为小乘佛教是一种自修、自练、自我成佛的修炼过程，要有一种坚韧的意志。可是小乘佛教在唐以后就消失了，唐代以后中国的读书人用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代替小乘佛教思想。鲁迅觉得小乘佛教的消失很遗憾，变成大乘以后，中国的大乘佛教流行以后，很多“吃教”的人就出现了。（鲁迅曾在《准风月谈·吃教》中写道：“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 孙郁认为，鲁迅本人是既有人情也有佛性的。他的作品的意象中充盈着小乘佛教那种精神气韵，比如1919年他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中一句话就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的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种牺牲自我的精神，有人说也能看出他有大乘的慈悲，这足以说明鲁迅身上带有的佛性。 大乘佛教能够流行跟中国儒家“顺生”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儒家要讲“顺”。释迦牟尼的修炼、大乘佛教的修炼有三个层次，罗汉、菩萨、佛。修炼是很难的，一生的修炼，但是到了中国的民间，信佛好像很容易，百姓们都在讲佛教，但是真正领会它的要义的人非常少。鲁迅发现了佛教流传过程中，在民间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而鲁迅很少写有佛性的人，他笔下人物即便十分善良也无法超度自己，也不能度人。鲁迅把世俗化的佛教当成滞胀之所，而宗教的异化也是国人精神固化的缩影。 有人会疑惑这是不是鲁迅对佛教的亵渎，孙郁解释说，其实不是，他是利用这样的意象，他看到了中国社会很多黑暗的存在，他借助于传统文化的符号，苟活、延伸的可怕性，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鲁迅是从中国社会的深处感受到佛教的影响。 这种进入文化的方法，连带出复杂的生命感受。孙郁认为鲁迅不是在专业层面单一讨论问题，而是在生活里寻找明暗之所。“佛教的影子在故乡的世界里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在目连戏里它参与了审美的愉悦；在庙宇间有儒家的常情；而在日常生活中它是平衡失态者的一剂苦药，中国的民俗意识和审美意识里渗透着这种复杂的元素。”孙郁说。 孙郁在其论文中写道，鲁迅既欣赏佛门的清音，也对佛教的儒化、道化颇多警觉。中国古代学者以理论的方式修改佛教的思想，把儒家的诸多意识加到佛教中，这就使佛教本土化了，而民间艺术又进一步将佛教元素诗意化，就成了审美重要的基因。鲁迅借用了这些资源，他似乎比佛门的诸子们更了解佛教在中国变异的历史，所以他能够在出入佛门中参透真幻之像，这显示了他的不凡之力。 周作人：“半是儒家半是释家” 不同于鲁迅对于小乘佛教的偏爱，他的弟弟周作人十分欣赏大乘佛教，觉得大乘佛教更具人间气。如果说鲁迅的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了佛教流传过程中衍生的问题，那么周作人对于佛教则是采取既疏离又欣赏的态度。 孙郁称周作人一直肯定大乘佛教的一些思想，觉得其义理与儒家思想接近，有济世的情怀。佛经里的超然之气和对于空无的体会，对于周作人是一个亲切的存在，他的许多思想从这里萌发，文体不免带有佛经的静谧之感。所以他叫自己书房“苦雨斋”，他愿意用“苦”字，就是儒家的“苦”。 通过对比研究，孙郁认为，周作人是出入于儒和佛之间，保持精神的宁静而不得，遂落入苦海；但是知识面层面却折射出受挫的志士仁人的妥协与无奈，他又寻找常道做常人，而不幸他落入非常苦境，成为叛徒。他一生以非常矛盾的方式，他注释了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周作人跟鲁迅不一样的地方。 周作人不止一次强调儒家思想里有很多合理的因素，它们和大乘佛教并不相悖，和中国的民众在大乘佛教与儒家思想暧昧的情感之间，产生了审美的愉悦。所以关于《关于祭神迎会》里写到了宗教对于中国国人的影响，周作人是这样看待大乘佛教的传播的。 周作人对于大乘佛教的看法对一些学者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着名哲学家，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的张中行曾说自己在写作《顺生论》时，每年都要去周作人家，和周作人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此，孙郁补充说：“周作人在《爱罗先珂所说的缅甸佛教徒》这篇文章里谈到本来宗教是法术，能以自力或他力调整自然，增长繁殖，这便是满足人的求生与生生地大欲。而佛教却很特别，它最关注如何解决人生问题。可是像梁漱溟所说的，走的是倒路，想从取消生物的本能上着手，虽不可能，可是道理说得实在是精准极了，知道倒路走不通，只能顺过来走，犹如缅甸的信徒和中国的居士那样做，名称依然是佛教徒，可是走的却是另外的方向。这里周作人强调的是顺生，这个就跟孔子的思想很接近了，不要逆、要顺。” “周氏兄弟对大乘佛教的不同看法折射出二人人生态度的不同和审美选择的不同。通过这个方法讨论五四那代人就会感觉到，他们学理之深、修养之深、他们文本之好，并不是没有缘由的，他们深深浸泡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又超越了这个传统文化。”孙郁总结说。